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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醒来》一书找到时代特征

发布时间:2020-06-06 09:25:57

谁也无法否认许知远对《光荣与梦想》的狂热迷恋与不懈模仿。2002年,这位《经济观察报》的年轻主笔曾兴奋地写道,自己从北大毕业时宁愿故意报失并用十倍价格赔偿,也要留下那四卷能让“历史突然散发出令人迷醉的快感”的图书。而如今,我甚至犹豫着是否应该将《醒来》称为“许知远的新著”:一方面,它无疑是山寨版“光荣与梦想”式的“许知远体,精致华丽的语言与铺陈其间的细节背后,是其掩饰不住的关于叙述与论说的宏大野心;另一方面,它又完全说不上是“全新”的“著作,连作者也承认,书稿完成后在电脑里“静静地躺了三年”,自己只是想用“缺乏连贯性的文章”来构成“一本主题鲜明的书”。严格地说,《醒来》只是一本很像书的作品集,由数年前积累的众多关于散文或者随笔的素材与片段组合而成。从第一部作品《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开始,许知远就始终难以摆脱威廉·曼彻斯特的影子。去年(200年)出版的《中国纪事》或许是个难得的例外,尤其当我们注意到许知远承认,自己将尝试去“观察、触摸、思考中国社会”,尝试去“讲述一个个完整的故事,而不是立刻进行价值判断;去描绘细微的变化,而不是宏大叙事”。天知道那会是何等强大的引力与魔法,竟让许知远再度义无反顾地登上《光荣与梦想》的时光之船,并且严格按照曼彻斯特在最后一章结尾处所引用的菲茨杰拉德的话,与“了不起的盖茨比”一道,“掉转船头,逆时代潮流而行,不间歇地向过去驶去”。

且慢,这艘“叙述史号”并未向美国的40年荣光扬帆,却径直驶向了“从一八九四年夏天开始的甲午战争到眼前仍热情高涨的镀金年代,还有对未来岁月的模模糊糊的憧憬”。我不得不说这本书的复杂题目本身就隐藏了许知远的诸多偏好与习惯:“醒来”,两个字的标题,简单锐利,希望不至于如作者此前在其他作品里感叹的那样,“它的名字比它的内容更容易被记住”;“110年的中国变革从甲午战争到镀金时代”,冗长的副题包含了容易记忆的数字、语词拓出的事件,以及足够容纳下宏大情怀的时间跨度;至于一并附上的英文标题“Awakening”,流露出某种西方的视野或西式的包装,但必须承认,在这里使用现在进行时而非过去完成时极为妥当在我们面前,展露出的是勇敢却痛苦的历程,奋起却艰辛的征途,刚刚开始苏醒,而且远未达致“清醒”的目标。在第一部分“追寻现代中国”里,许知远用92页的篇幅耐心地梳理了上述的110年,相较其后的章节,这应是全书需着力最多之处。从甲午战争后清帝国的逐步退化崩溃到清末新政不可避免的失败,从治中兴“被遗忘的黄金时代”到与明治维新相比之下“被忽略的失败努力”,然后是孙中山与蒋介石、毛泽东与周恩来直至邓小平时代的来临,许知远力图告诉我们我们其实依然处于一条“崎岖、漫长的追求现代中国的线索之中”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头脑与最富热情的心灵”可能会犯下错误,但他们对于“现代中国的指向却很少改变。

很明显,这部分在向著名汉学家史景迁的同名著作致敬,何况结尾处还包含了一段并不算精彩的“史景迁眼中的邓小平”访谈。但我们必须看到,许知远并没有完全理解史景迁书中所依持的现代国家概念,而且史景迁真正在叙述时段上与本书重合的作品当属《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1895~1980》。当许知远在开篇中慨叹1895年初北洋水师的完败时,史景迁也以同一年里康有为在中国内海被日本兵舰无理盘查的故事开始了自己的叙述。这一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中国人的天朝之梦终于醒了。相比之下,我不得不承认史景迁能给我更多的沉郁与厚重,因为他告诉我们在他所记录的85年间,中国更多的是外侮与内乱并存,鲜有和平宁静的日子,而所有的中国人不管他们是否愿意,都不得不随着时代的涡流旋转;更重要的是,史景迁在回顾中国二十世纪的革命后,却认为那似乎没有什么很明确的目标,“但也许是太多了当有些目标在革命中途就被放弃,有些目标实现后又放弃,还有些目标迅速变得荒腔走板,“现代中国”的美好愿望真能轻易地被定义、辨认、识别和促成吗?许知远坦诚自己欣赏的是史景迁所呈现的“一代代中国人面对困境时表现出的韧劲与想象力”,遗憾的是本应由许知远自己去继承与弘扬的这种写作方式,却从第一部分起使被狠狠地削弱了《醒着》比起同样受《光荣与梦想》影响的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或马立诚、凌志军的《交锋》与《变化》,说是史著则全无新史料,说是论著又缺乏更为深刻抑或新颖的思考,仿佛只是一本节选、删改与避讳后一再重复的官定历史教科书,或者一篇充满疑惑、焦虑却浮光掠影的媒体文章。

这种感觉并非毫无由来。事实上,已经有网友指出,本书第一部分“追寻现代中国”,大多就是多年前《经济观察报一期同名特刊文章的结集。而第二部分“重新想象中国”与第三部分“告别历史的假期”如果让你觉得突、困惑,不要怀疑自己,因为当中不少思路甚至文字,恰恰来自封二作者介绍中无意或有意忽略未列的三本作品:《纳斯达克的一代》《这一代人的中国意识》以及《我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至于敏感题材与话题,书中对某一个年份论述的阙然表现得坦诚而又无奈:“由于历史过分短哲,资料不够充分,我们仍不足以对这一年的混乱作出足够的评价”但经过这样技术处理后的心安理得与视若无睹,无疑更加削弱了文字应有的价值与责任感。因此,对于许知远在后记里承认的种种不足之处,如“言辞的粗糙、重复,逻辑的不严密,武断的结论”,甚至上溯至他在更早作品中流露出的类似“本书是匆忙写就而非深思熟虑的产物的反思,无论是谦语还是真言,我们都没有任何理由予以反驳。

比重复旧日自己、重复主流话语更让人难过的,或许是未经省察地重复了对某些社会心理的迎合与肯定。“作为人类规模最为壮观的实验场,中国将为未来几代年轻人,提供一个超出想象的广阔舞台”,许知远在自序中这句热情激昂的话背后却缺少了严肃与客观。梦想让“蓝天之下都成为蒙古人牧场的铁骑,以“通向更远方”作为国家格言的西班牙,以《向帝国致敬》为拿破仑欢呼的法兰西,天佑女王、日不西沉的英吉利,在大国环伺下仍执著追求“阳光下地盘”的德意志,被许知远赞叹为“世界史中转败为赢的经典案例”日本,还有如今的唯一超级强权美利坚,谁不曾成为人类规模最为壮观的实验场?“15世纪的佛罗伦萨、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18世纪的巴黎、19世纪的伦敦”加上20世纪的纽约,谁不曾认为自己是上天眷顾、众神祝福、万世其昌的世界中心?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波里比乌固然能感慨“在不到五十三年的时间里,整个世界就臣服在罗马的无可置疑的权威之下”,真相是帝国的瞬间倾覆往往比其横空出世还要让人措手不及。

许知远坦诚自己对伯森格哲学的信服,认为社会的进步是在社会本身“下定决心进行试验之后才一而就的”,并且这个社会给予自己的震撼始终是要由某个人来赋予的事实上,这或许正是《醒着》以及其他类似的跟风之作的不足乃至失败之处。历史的发展,并非真的呈现一个个路标、一座座界碑的模样,而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那些曾经的奠基者往往很少知道自己的现在对未来的深远意义,一切关于当下的骄傲和自豪其实都是粗糙、浮躁、虚妄的,因为时间的考验横亘在所有人面前。如果过于迷恋那些选择性的比附、那些被年份和数字简单化了的个人生活、那些似乎理所当然应当歌颂的崛起,这样的哲学与史观无疑侮辱了历史、忽视了现实甚至湮没了一个个具体而伟大的人。一个国家的历史绝非是1840年代表苦难的开始、1911年与1949年代表新生与重建、2008年代表成年礼那么简单,有着可疑的纪念意义的年份容易制造出种种回首的姿态,但姿态只应该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否则一切的回望将仅仅止于浅薄而可笑的姿态本身。有趣的是,由于“这本书没有如期出版”,书中涉及的主要历史显然在五年前就结束了,但还是不难发现零星地出现一些近两三年的事件与标记这恰好给予了读者一个以五年为时间跨度观察和比较作者的分析框架、逻辑思路与结论预测的绝好机会。但很可惜,作者并未能充分地展现他的反思、进步与前瞻。当然,我们也完全没有必要过分苛求许知远,毕竟他只是个希望努力思考的媒体人,《醒来》也并非想写成严谨直至枯燥的学术作。我赞同吴晓波在序言中所肯定的许知远的某种抱负恢复自晚明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已经长期丧失的对国家进步的整体叙述能力但我们必须首先拷问这种丧失是否因为不存在太多能够辨别、值得叙述的“进步”,而非目地“用坚定的、富有独立精神的话语体系来构筑国家文本”。否则,一次次的重拾,足以旁证之前一次次的长失;一次次的相信,恐怕也只能说明之前一次次的幻灭。

《光荣与梦想》对许知远曾经构成的致命吸引力,来自“它将历史视作活生生的个体,而非毫无头绪的事件的集合体”,曼彻斯特利用最微小的细节与最宏大的事件间的对比,增强了历史的“冒险感”。问题在于,《光荣与梦想》用太多的文字描一个新生国家太少的历史,而许知远则试图用太短的篇概括一个古老国家太长的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醒来》倒隐约贴合了某种现实,宏大而不精微,耸然而不贴切。也正因如此,这本书依然值得推荐,因为它虽然未必客观真实地复原了历史,但精准无比地反映了当下。“乐观、庞杂混乱、热气腾腾和浅薄”——欣喜的是,我完全赞同许知远在后记中对这个时代特征所下的判断;遗憾的是,这些特点在书中也统统可以找到。